台灣佛教界教給了我們甚麼

台灣佛教深入台灣社會,是司法之外維持社會治安的一股約束力量,也與當局公權力形成有力互補機制。

到過台灣的人,多有一個印象,那就是佛堂寺廟隨處可見,民眾生活中的宗教色彩非常濃厚。可以說,宗教在台灣社會起著教化人心、安定秩序的作用,其中尤以佛教的影嚮力最爲廣泛和深入。

談及台灣佛教界,著名的「四大山頭」不可不提。1999年9月21日,台灣突發大地震,一夜之間,山崩地裂,河山變色,居民家園盡毀。地震發生後,第一時間趕赴災區現場搶救的既不是軍方,也不是醫院,而是慈濟功德會。在救災現場,慈濟功德會不僅反應速度最快,同時也是最有組織、最有效率的救援隊伍。當其他救援力量陸續趕到時,穿著藍色上衣白色長褲制服的慈濟功德會成員,早已開始分工並開展了行動。這個因快速動員能力而令台灣軍方都爲之驚嘆的慈濟功德會正屬於「四大山頭」之一。

「四大山頭」是由台灣四位著名的出家人所創辦的慈善組織所組成,包括星雲法師創辦的佛光山、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、聖嚴法師創辦的法鼓山、以及惟覺法師創辦的中台禪寺。每當世界上出現大的天災時,沖在最前面的往往就是這「四大山頭」。在台灣人眼里,「四大山頭」已然成爲樂善好施的代名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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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四大山頭」崛起於草野

作爲全台灣最有影嚮力的社會團體,「四大山頭」代表著台灣社會最有效的組織糢式。它們深入台灣社會,是司法之外維持社會治安的一股約束力量,同時也是當局公權力延伸不到之處的補充力量。由於「四大山頭」在民眾中的信用度很高,所團結的信徒群體數量也非常龐大,就連馬英九這樣的政治領袖也對其非常尊重。

爲甚麼星雲、證嚴等幾位法師的香火會格外興盛?爲甚麼台灣的佛教團體能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?對此,也許有人會認爲,台灣對發展佛教事業非常支持。事實上並非如此——「四大山頭」的代表人物所具有的人格魅力,非但不是當局扶持的結果,反而在相當程度上是被台灣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逼出來的,用佛教用語來說,是受苦獲得的福報。

1949年,一些像星雲、聖嚴這樣的年輕僧人來到台灣,然而當時,台灣的社會環境還很不安定,導致他們在修行過程中遭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。

一方面,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妻都是虔誠的基督徒,他們把佛教看作迷信,並不支持佛教的發展。正所謂「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」。在蔣、宋二人的影嚮之下,國民黨內的許多精英人士也向基督教方向靠攏,佛教則漸漸被邊緣化。另一方面,台灣當時已有的佛教寺廟存在嚴重的地域、門派觀念,眾多本地寺廟都不接受外地僧人掛單,這就導致像星雲、聖嚴等從大陸來的年輕僧侶娘不親、舅不愛,幾近流落街頭。進入白色恐怖時期之後,由於國民黨擔心大陸來的僧人中夾雜有「匪諜」分子,一些街頭僧人更是被關進了大獄,像星雲法師就曾經身陷囹圄。

惡劣的政治環境讓星雲法師們受盡了磨難,但這些磨難又恰恰刺激了他們廣結善緣、深入民眾的決心。由於在傳統途徑中找不到出路,星雲法師們轉而走向台灣社會最偏僻、邊緣的角落去弘揚佛法。他們曾經像唱戲的草台班子一樣到處游走。爲了勸導更多人來聽講佛法,他們還曾親自給聽經的群眾贈送禮品結緣,甚至像耍猴兒的藝人那樣敲鑼打鼓,以吸引人們的註意力。

在早年種種艱難困苦的磨礪之下,星雲等四大法師被「逼」成了台灣佛教界的「公共知識分子」。他們的傳教方式隨意平和,較易被人接受,使佛教得以走近更廣闊的包括不同信仰的人群,台灣的佛教界也因此形成了一種開放和包容的精神,由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,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。

慈濟功德會的誕生以「一攤血事件」爲起因。據說證嚴法師剛出家時,偶然看見一家醫院門口有一攤血,打聽後得知,是一個山地婦人要生孩子,被鄉人抬著顛簸了幾個小時的山路,卻因爲支付不起醫院的定金,又被抬了回去。從那時起,證嚴法師就發願,一定要辦一所讓窮人看得起病的醫院。但在當時,辦一所醫院需要上億元的資金,這絕非證嚴法師一個人所能籌集到的。於是,證嚴法師創立了慈濟功德會,開始以組織的形式進行慈善活動。

從建立開始,慈濟功德會就面向全社會,而不是僅限於佛教信眾,主持功德會日常工作的官員也不全是佛教徒。比如某位負責籌款事務的功德會官員就是天主教徒,其妻子則是一貫道的信徒,夫妻二人卻同在功德會工作。

正因爲極具開放與包容之風,台灣佛教界才能對不同信仰都給予充分的尊重,也因此得到了更廣泛的支持。台灣「八八水災」發生時,許多難民都被安置在佛光山的佛殿里,其中不少是信仰基督教的原住民,都有喝酒吃肉的習慣。但是,佛殿里是不能喝酒吃肉的,於是星雲法師對他們說,因爲佛法有規定,所以我們不能用酒肉招待你們,但山下有賣酒肉的餐館,大家想喝酒吃肉可以去那里。在爲災民搭建臨時帳篷時,佛光山甚至考慮到了基督教徒做祈禱的習慣,特意在帳篷里爲他們保留了做祈禱的空間。

商業只是勸善手段

作爲當今世界佛教最活躍的地區,台灣佛教眾所公認地走在了整個華人地區佛教的前列,無論是從其現代化的轉型,還是從其商業化的運作糢式,都可見一斑。或許,正是由於優秀的大眾化和成熟的商業操作,台灣佛教才會有今日之繁榮,但在這繁榮背後,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不可忽視,那就是,商業本身從來不是台灣佛教的終極追求。

在台灣,所有寺廟都不收取門票費。以佛光山爲例,雖然寺院建築規糢宏偉,大雄寶殿、大悲殿、大智殿及大願殿各具特色,尤其是其佛教文物陳列館,更珍藏了大量佛教文物,非常值得觀賞,但以上全部項目,游客不花一分錢就能全都看個遍,甚至進香、聽禪,或在廟里吃一頓齋飯,都不標價收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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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觀中國大陸,但凡有悠久历史和社會影嚮的寺廟,進門就都要買門票。比如少林寺,每年有幾百萬的游客,門票每張一百元,光門票費就是一筆巨大的收入,但這些錢如何分配,卻往往不爲人知。

台灣的寺廟雖然不收門票,但佛堂里設有功德箱,游客們只需隨緣布施就行,並不要求一次性地捐出很多錢,而是強調細水長流,希望他們長期性地參與慈善活動。因此,有錢的人多捐一點,不會覺得有多驕傲,沒錢人少捐一點,也不會因此而愧疚。

據說,證嚴法師在初建慈濟功德會時,曾利用屋後的竹子做了30個存錢罐,分別發給30個信眾,讓他們每天放五毛錢進去作爲善款。這些信眾大多是家庭婦女,她們經常是從每天的菜錢中節省出五毛錢來放進存錢罐,但就是靠著這一個個「五毛錢」,慈濟功德會最終建立起了自己的醫院。

也許有人會問,幹嗎這麽麻煩,爲甚麼不直接一個月捐出十五塊錢呢?證嚴法師卻不這麽看。她認爲,每天捐五毛錢,其實就是在發一個善念,可以培養信眾對慈善事業的參與感,大家才會真正關心自己的錢花到了甚麼地方。

星雲法師創建的佛光大學也是同樣的道理。

來源:《中國慈善家》/慈訊網

記者: 郭宇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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