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1月,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,開啓了當代中國宗教研究的長河。五十年來,幾代中國宗教學者在異常複雜艱難的語境下,篳路藍縷,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。如何評價半個世紀以來的宗教研究?近來出現了一些爭議。一種觀點認爲,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的根本目的,是「批判神學」,研究宗教的根本目的是批判宗教;而改革開放以來的宗教研究,性質有了很大的改變,在相當程度上轉變和擴大爲傳播宗教信仰。因此,持這種觀點的人得出結論,研究宗教,亟需「撥亂反正」,研究宗教,不能忘記批判神學。
改革開放以來的宗教研究是否走上了歧路,亟需撥亂反正?研究宗教,是否一定要批判神學?觀點可能見仁見智。不過,客觀地說,五十年來的宗教研究,在研究目的上的確存在著重大轉向,簡單地說,「文革」及以前的宗教研究,其基本目的就是爲批判宗教服務。而改革開放以後的宗教研究,更多地轉向理解宗教本身,爲發揮宗教在現代社會的積極功能服務。
從批判宗教到理解宗教,堪稱當代中國宗教研究最大的範式轉換。爲甚麼會出現這一轉換?具體原因可以說很多,其中最根本的,是整個社會對宗教本質與功能理解的改變。
在很長一段時間,宗教的本質被理解爲麻醉人民的「鴉片」。在革命時期,宗教是阻礙革命、造反的工具,因此,宗教批判是社會批判的前提。建立政權後,則強調宗教是要消亡的,其存在僅僅是舊社會的殘餘。依據這種宗教觀,十年「文革」成爲消滅宗教的巨大社會實驗。而在這一背景下的宗教研究,毫無疑問是爲消滅宗教服務的,其所闡發的重點,是宗教如何愚昧無知,如何反科學、反現代。即便是對具體宗教人物、思想的研究,也一定要加上本質是唯心論、形而上學和唯心史觀的評析。直觀地看,這幾乎是一種專說宗教壞話的宗教研究。
80年代,中國宗教學術界發生了著名的「南北鴉片戰爭」論戰。論戰之後,宗教學術界對於宗教的本質與當代功能的理解發生了根本改變。在理論上,對宗教本質的敘述由「鴉片」逐漸轉向爲「文化」;在社會實踐上,不再一味強調宗教的消亡,而是要求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相適應,發揮宗教在經濟建設、文化建設和道德建設上的積極功能。很顯然,要引導宗教,發揮宗教的積極功能,僅僅批判宗教是不行的。宗教研究的重點,自然而然地由批判宗教轉爲理解宗教,闡述宗教的現代價值。可以說,80年代以來的中國宗教研究,主流是說宗教的好話,爲宗教的存在贏得地盤。
由說宗教的壞話到說宗教的好話,宗教研究團隊的性質也有了變化,逐漸產生了幾種類型。一是對宗教持厭惡態度的「批判神學」學者;二是對宗教價值持肯定態度,但本身並不曾皈信宗教的學者,其中有些人因對宗教的好話說得太多而被稱爲「文化宗教徒」;三是本身是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學者。在大學和研究機構,占主流的,是第二種,也就是本身沒有宗教身份認同,但認同宗教的現代價值的學者。
說宗教的好話與壞話,與宗教的社會供給程度有關。批判神學的高峰,是文藝複興與啓蒙運動語境下的歐洲。長達千年的基督教中世紀,歐洲宗教的力量太強大了,供給過剩,所以要批判神學,削弱宗教的影嚮。而近代以來的中國,一手將儒釋道等傳統宗教視爲封建迷信,一手將基督教等外來宗教看作侵略工具,整個社會缺少信仰,背棄神聖,瘋狂的金錢拜物教盛行於世,動物本能式的叢林法則大行其道。宗教供給的嚴重短缺,荒漠化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,加劇了人心的浮躁與社會的動蕩,桎梏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。這一背景,或許就是以理解宗教、同情宗教爲基本特徵的「文化宗教徒」出現的社會基礎吧。
作者: 魏德東
來自:中國民族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