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在到了「末法時代」嗎？

（網絡文章）

過去的修行人，修行的目的是「渡憂悲苦惱海」，也就是苦惱的止息。這個修行的是很實在的。小的苦惱有小的苦惱的止息，大的苦惱有大的苦惱的止息。無論大小，修行人只要有一個直心，至少都知道自己在做甚麼。時至今日，修行的目的已是五花八門，又是「成佛」，又是「證果」，令人興奮不已。但今日學佛的人又有幾個人證果了呢？更不要說成佛了。如此的現象，無疑地說明了佛教是衰落了。但在衰落的同時，佛法的研究者與修行人，是不是該檢討自己的見解與態度，看看有沒有基本上的缺失與偏差呢？還是只是附和傳統、人雲亦雲地作學究式地感嘆，說這一切只是因為現在是「末法時代」呢？

我敢肯定地說，凡是抱著這一種把一切佛教衰落現象都歸於「末法時代」見解的人，就是沒有「正見」，未如實了解所謂緣起法則的真義！佛說末法時代，並不意味著真有一個「時代」叫末法時代：一旦到了那一個時代，就「雞也不生蛋了」似地，修地忽然變得比登天還難了。是因為一個時代的修行人普遍地在修行見解上有偏差，修行方法上有錯誤，所以才把這一個時代叫作「末法時代」。並不是因為現在是末法時代，故修行人才有偏差！以為真有「末法時代」，故修行人不當也不敢在佛法上有所證悟者，真是說佛為佛迷，說生死為生死迷，說末法時代為末法時代迷的大癡人！還在此「兢兢業業」地以為自己是老實的修行人，護持如來家業！我敢說就是因為有這種人，我們的時代才被稱作「末法時代」！對不對？

修行者不求成佛，不求證果，但求自己及眾生苦惱的止息。若苦惱尚未止息，則當自我反省，看看是不是見解上或方法上有所偏差而改進之。不知改進而僅是一味地怪「時代」不好，以為自己「生不逢辰」，這種人是毀法者而不是護法者，更不要說甚麼菩薩道或負荷如來家業了。

我本章主要是在指出目前學佛人修行態度上的一個通病——離開問題談解脫。中國人談玄說理的本事，舉世無匹。始於魏晉南北朝，至宋明而達到顛峰。說是說得高妙，談是談得圓滿，但一旦離開人生現實的問題而自成一體系或一學派，就成了純為思想而思想的「玄學」了。以佛法觀之，此是「執著」，不是解脫；雖然「談的」是解脫。我以為整個中國文化近代問題的核心，就在於知識分子受科舉取士制度的影嚮，把思想及文化抽離於現實人生而單獨存在了。其結果是文化喪失了「自省力」，也失去了「自我調節力」去適應內外環境的變遷，結果中國人近百年來所經历過的痛苦是不可言喻的……我以為站在佛法四聖諦的觀點來看，中國知識分子唯有在痛定思痛之餘，誠實地作文化反思的努力，找出那些是「病因」，進而用方法去改正之，化解之。否則這個文化仍然有病，過去的苦痛仍有可能再來。

我今天討論的重點是佛法，而不是中國文化近代思想史，故我們沒有必要用太多篇幅來談中國文化的問題。但我要請讀者諸君留意的，是「文化」同樣是緣起的，是和其他人類活動互依而互動的。所謂佛教文化，是無法自外於其他人類文化而單獨存在的。中國文化已和佛教文化相結合而共同發展了一千多年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佛教文化影嚮了中國人及中國人的思想，而中國人更是佛教文化近千年來發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。故如果近代中國文化中有甚麼「質」上的問題，它也一樣必定會影嚮到中國的佛教文化。而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身上所能找到的一些「通病」，也很有可能可在近代中國的佛法修行人身上，找到類似的痕跡。平心而論，我以為離開人間的苦痛而談解脫、開悟，乃至「到另一個地方去」，就是這一個整個近代中國文化之病，在其佛教文化面上的表現。清末民初的儒家能詩能文，高談心性，但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問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故被人譏為「腐儒」。作為一個現代的佛法修行人及佛教文化的傳承者，我們如果仍沒有自我檢討及反省的能力，看出近代佛教文化中已有的缺失及基本態度上的偏差而改正之，我們將只是佛教史上的笑柄罷了！再談甚麼「菩薩道」，只是使來者笑得更厲害罷了！菩薩不為佛縛，不為法縛，不為僧縛，智慧深廣如海，一定有充分的文化意識而能見到當時的文化之病，一定有慈悲心及方便善巧力，而能向修行人指出甚麼是這個時代的「執著」，甚麼是個人的「執著」，而令修行人智慧增長，幫助自己或他人解決人生中的問題。历代的大菩薩皆是如此，聖龍樹就是一個例子。事實上他的論述在當時是具有革命性及震撼力的，其目的是「破邪見」，指出當時佛法修行人普遍在思想及見解上的謬誤。指出他人的謬誤並不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，但历代的菩薩皆如此，本著直心，寧威不假。這種能看穿時代弊病的智慧及願為時代眼目之慈悲，又豈是為時代所縛，為傳統所縛的苦惱眾生所能臆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