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閉關結束後那幾年,由於我的行程排得滿滿的,因此沒有甚麼時間去註意神經科學及認識研究相關領域的新發展,或充分了解已進入主流研究的物理學新發現。
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,1998年成爲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。那時,我哥哥措尼仁波切原本安排好到北美講學,但他無法前去,於是我被指派代他前去。這是我第一次遠到西方訪問,那年我23歲。不過,搭機前往紐約時,我萬萬沒有料到,此行所遇見的人將會對我未來多年的思考方向產生重大的影嚮。
他們慷慨撥出時間,還提供給我堆積如山的書籍、論文、DVD和錄像帶,爲我介紹現代物理學的概念及神經科學、認識與行爲科學研究的最新發展。我非常興奮,因爲關於佛法修持成效的科學研究已經如此豐富且深入,最重要的是,像我這樣沒有受過專業科學訓練的人也都能夠理解。而且,由於我當時的英文程度並不好,所以對於那些付出許多時間,用我能理解的字眼來解釋這些知識的人,我倍加感激。比如說,藏文中並沒有「細胞(cell)」、「神經元(neuron)(神經細胞。)」或「脫氧核糖核酸(DNA)」這類名詞,他們翻來覆去地用盡所有可能的字眼幫助我理解這些觀念,很像一場複雜的語言大混戰,所以經常都以捧腹大笑收場。
當我忙於進出閉關學習之際,我的朋友法蘭西斯寇·斐瑞拉一直都在安排現代科學家與佛教僧人、學者之間的對話。這些對話後來逐漸發展爲一系列的「心與生命學會」研討會。在研討會中,現代科學及佛學研究各領域的專家們聚在一起,交換對心的本性和作用的見解。我很幸運能夠參加2000年3月在印度及2003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(MIT)所舉行的兩次研討會。
在印度舉行的那次研討會中,我學到很多關於心的生物機制的知識。但是直到麻省理工學院那次研討會時,我才開始考慮要如何將自己修學多年的心得,介紹給那些對佛法修持或現代科學的複雜性可能不熟悉的人。麻省理工學院那次研討會的重點是,佛教探討「經驗」的內審方法和現代科學客觀方法之間的相關性。
事實上,隨著麻省理工學院這場研討會的進行,問題開始浮現了:將佛教和西方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會出現甚麼情況呢?把受過如何詳細描述個人主觀經驗的人所提供的信息,和能測量腦部活動細微變化的機器所提供的客觀數據結合起來,我們可能學到甚麼?佛法修持的內審方法能夠提供西方科技研究無法提供的信息嗎?臨牀研究的客觀觀察又能提供佛法修持者甚麼呢?
研討會結束後,與會的佛教界人士與西方科學成員一致認同,尋求合作的方式不僅使雙方都能獲得極大利益,而且這種合作本身也代表改善人類生命品質的一大契機。麻省理工學院分子生物學教授兼基因研究中心懷賀學院院長艾瑞克·藍德博士(Eric S.Lander,Ph.D)在閉幕演說中指出,佛法修持強調如何讓心達到更高層次的覺性,現代科學卻只是把重點放在如何讓精神病患恢複到正常狀態。
「爲甚麼停留在那里?」他問聽眾,「爲甚麼我們只滿足於沒有精神病?爲何不去追求更健康、更美好的境界?」
藍德博士的問題讓我認真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方式,讓人們有機會將佛法和現代科學合作所得到的啓示,運用在日常生活所面對的難題上。就如同閉關第一年我由困頓中領悟到:單靠理論上的了解,並不足以克服制造日常生活各種傷痛和煩惱的心理與生理習性,只有透過修持,將理論付諸實行才能真正轉化。
我深深感謝我的佛法老師們,他們在我早年修學期間教導我如此深奧的哲學見解和實際運用方法。我也同樣感謝那些慷慨付出時間、精力的科學家們,因爲他們將對西方人來說唾手可得的科學知識,以我能夠理解的語言幫助我學習;我也非常感激他們透過廣泛的實驗研究,證實佛法修持的效果。
我們幸運地生活在人類历史上的這個獨特時代,西方科學家與佛教科學家通力合作,爲全人類提供達到超乎想象的可能方法。我撰寫本書的目的,就是希望每位讀者都能認識運用這種卓越合作所得到的實際利益,進而將自己的潛能完全體現出來。
摘自明就仁波切《根道果》